沙龙纪实｜昝涛：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史上的世俗主义问题

博雅哥说

本文是历史学系昝涛老师的通识沙龙纪实，本次沙龙围绕着“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史上的世俗主义”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存在着两种世俗主义的潮流，这不仅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更是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昝涛老师给我们详细介绍了土耳其存在的传统世俗主义与新兴伊斯兰主义两股力量，澄清了我们的对土耳其认知上的偏差。

Vol.507

博雅沙龙

沙龙纪实：奥斯曼土耳其近代史上的世俗主义问题

这里讲“世俗”仅指其与宗教有关的含义，其他的尤其是中文中的通俗用法暂不涉及。在这个意义上，提起“世俗”这个词，一般人本能地会觉得它自然就是好的，而且还会认为世俗主义与宗教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教俗之争虽然有历史事实的一面，但同样也有意识形态的一面，尤其是世俗主义的坚持者会将历史描述为教俗斗争的历史，并且将世俗主义的胜利视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和进步。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历史研究，尤其是包括我们怎么看待奥斯曼帝国晚期以来的改革。

图为通识沙龙现场，昝涛老师和同学们在进行热烈地讨论

过去的历史书写大多将奥斯曼帝国晚期以降的改革简化为宗教与世俗的斗争，直到20世纪20年代凯末尔党人建立共和国，世俗主义明显占据上风，并开始了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从而使土耳其成为真正的现代国家。1937年世俗主义进入土耳其宪法，土耳其逐渐成为其他东方国家尤其是穆斯林国家进行改革的榜样。这也影响到我们对其他（伊斯兰）国家的认识，特别是出现了所谓伊斯兰的复兴之后。进入21世纪，伊斯兰主义政党长期占据土耳其政权，形成一党独大的局面，人们自然又开始担心土耳其会不会“伊斯兰化”或变成伊朗。这也说明，很多人简单地把伊朗这个国家看做负面的、不可欲的存在物，变成伊朗是个很可怕的事，很多土耳其人也这么看。

但历史永远不是那么简单。比如，既然学界普遍认可青年土耳其是凯末尔党人的先驱，那为何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政策中会有大量泛伊斯兰主义的内容，而凯末尔党人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要边缘化伊斯兰教，但同时为何又在土耳其的民族身份中又偷偷加入了穆斯林这个因素，比如在与希腊进行民族交换时，宗教因素非常重要？这些问题看起来是历史的，但也是现实的。

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直到今天都充满了争议。2016年4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议长Kahraman在一场学术会议的发言中讲到：土耳其要有新宪法，但新宪法里面我们要放弃世俗主义。土耳其举国哗然。反对党指责这是AKP一直以来的力图推翻土耳其世俗根基的表现，（议长此番言论）只是个试探。反对派认为土耳其今天拥有的所有美好之物都建立在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基础上。包括埃尔多安在内的土耳其政坛大佬们不得不出来灭火，表态没有想放弃世俗主义，Kahraman只代表他本人。Kahraman自己解释说，他的本意是为了从新定义宪法中的“世俗主义”。

2012年AKP曾推出过一个“2023政治愿景”，较为详细地涉及世俗主义问题。AKP对于世俗主义的立场是，不否定世俗主义，但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更加强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预的自由，强调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处以及国家对所有宗教保持同样的距离。

这和土耳其人平时讲的世俗主义有什么区别呢？这个问题需从世界历史、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政教分离到什么程度是有很大差别的。法国的政教分离，是政治排斥宗教并要控制宗教，并不是平等的分离。而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是典型法国模式的翻版，土耳其语laik（世俗的），就是直接来自于法文laic。2013年以前土耳其公立大学里女性不允许穿戴宗教服饰，后来AKP进行了法律上的修正，理由就是宗教信仰自由。法国多次发生的围绕穆斯林女性的服饰问题的争议，所围绕的主要就是法国的世俗主义原则问题。

法国出现世俗主义这个政治概念是在1870年代以后的事。当然这并不是说之前就不存在关于教俗关系问题的争论。启蒙思想里很重要一部分就是针对宗教的。宗教被认为是进步的障碍，必须实现理性化。其实，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也比较早就影响到了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世界。土耳其史学家谢里夫·马丁对此有专门研究。

19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麦特（tanzimat，革新）时期，已经提出所有国民一律平等，这就是要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关系做一个变革。在当时保守的穆斯林很难接受（在16-17世纪，印度莫卧儿帝国的阿克巴大帝也曾施行某种原初意义上平等，但也遭到保守穆斯林的反对，其宗教改革后来失败了）。这个方向的改革，对于穆斯林社会来说，无异于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世俗化了，因为它要改变的是伊斯兰的宗教原则。1856年，奥斯曼将有宗教理由的针对非穆斯林的人头税（jizya）改为免于服军役税，虽然税额没变，但税名变了。其实，只要停收jizya，对伊斯兰原则而言就是很大的冲击。它将基于伊斯兰原则的税收用一种世俗的税收代替，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此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改革措施。比如，沙利亚法庭之外再设立世俗法庭，当时没有废除沙利亚法庭，而是推行双轨制。但应注意，直到一战结束，奥斯曼国家都没有正式提出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这主要是保守思想和势力过于强大，激进改革在当时只能适得其反。即便革新派了解政教分离和世俗主义，甚至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仍然局限在少数人，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政教分离是不可想象的。

图为昝涛老师

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青年奥斯曼人，他们虽是（相对于坦齐麦特）较边缘的知识分子和官僚，但很有远见。他们反对坦齐麦特，称其为肤浅的西化，认为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伊斯兰社会搞改革，不能对伊斯兰的伟大传统置之不理。他们不反对改革，但反对改革的方法和态度。他们貌似守旧，但实为稳健和有前瞻性，在强调集权的时代，他们特别支持立宪政体。青年奥斯曼人认为应该以沙利亚作为根本大法，它本就有限制君权的作用，乌莱玛本身作为士人阶层就应该有相对独立性，这也符合古典伊斯兰的传统。1876年奥斯曼帝国首次短暂的立宪符合青年奥斯曼人的期待。同时，也有人从认识真主所创造的世界的角度鼓励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知识。青年奥斯曼人虽然表面上坚持伊斯兰的价值与原则，但显然他们并不是守旧派，而是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在他们那里，所谓世俗的与宗教的，走的是一条调和之路。对他们来说，世界也不是可以如此简单地进行两分。

当然，奥斯曼帝国晚期已经出现了激进的世俗主义者，甚至是无神论者。但世俗主义力量作为新生力量还不是很强大。直到世俗派掌握了军权和政权。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第二次宪政革命恢复了1876年宪法，这自然引起保守势力的反弹，但青年土耳其党人掌握了萨洛尼卡的新军，青年土耳其党人在首都遇保守势力的反弹后就是靠着这支新军重新打回首都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得很远，也更为激进，比如：对伊斯兰大教长地位的根本性改革，使其所管理的教产、基金及教育等方面的只能分别归于财政部、教育部；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下的伊斯坦布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妇女着装日益。不过，青年土耳其日党人在此时仍没提出政教分离的问题。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推进的大部分改革都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的，尤其是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改革，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

在世俗化的过程中，伊斯兰势力一直处于逐渐被边缘化的趋势中。具体表现就是传统宗教士人精英阶层——乌莱玛被迅速边缘化，出现了主要学习西学的新精英阶层，后者逐渐占据了从军事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日益重要的地位。所以，世俗化既是将传统宗教管辖的广泛领域日益窄化并与宗教剥离的过程，同时也是新旧两种精英之间的较量。

共和国依靠强大的暴力机器推动了世俗化改革，建立了世俗主义的国家机制。土耳其建国以后包括废黜哈里发、文字改革、教育改革、废国教、禁止宗教结社、引进瑞士、意大利法律等行为，完全打破了宗教的垄断。为引进西方文明，政权成为了家长，老百姓的在吃、穿、学甚至语言等方面都要事无巨细地管到。在城镇地区建立大量人民文化宫，提倡交谊舞、西方礼仪、衣着等。当时的目标就是“使土耳其要成为文明世界中的一员”。不过，这个新国家的世俗主义机制不是简单的政教分离，而是法国模式的政治主导和控制下的所谓政教分离，其实质是宗教受到政治的管控，所以，这种模式对传统宗教采取的是革命性的控制手段。

国父凯末尔去世后，民主化、多党制的改革继续进行，土耳其进入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宗教有所复兴，包括清真寺唤礼又变回了阿拉伯语。但世俗主义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其实凯末尔党人早期也考虑过，公民不可能完全离开传统的宗教，他们也考虑到需要在大学中开设神学院，这项工作一直在坚持做。民主化之后，宗教逐渐放开，土耳其人的宗教需要日益得到重新满足，但与此同时，宗教也更加“土耳其化”了，土耳其的宗教教育从高等神学院到初等职业教育，都系统地掌握在官方版本的宗教之中，这得益于土耳其较早进行的、持续不断的、结合现代价值的神学研究，形成了系统的、符合时代需要的经典解释，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宗教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使得土耳其人能够自主地、独立地对待外来学说。

随着民主化和政治解严，土耳其确实出现了所谓的伊斯兰复兴。传统的世俗主义者（大多也是国家主义者）将其视为对世俗主义的威胁。但伊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更多地被视为代表底层民众和新兴中产阶级的保守民主力量。他们能获得巨大影响力，主要因为抓住了全球化带给土耳其巨大社会变革的机遇，利用传统的宗教基层动员能力，将新的社会阶层转化为其主要票仓来源。特别在土耳其乡村中，宗教（清真寺、苏菲道堂）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一直都没有无安全中断。这些传统机制服务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的利益。再加上伊斯兰主义政党本身有宗教思想、价值观上的亲和力，对城市边缘群体有较强的吸引力。因此只要公平选举，上台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伊斯兰主义政党。另外，这跟世俗政党自身有太大的历史包袱有有关系。

但不管怎么样，当下在土耳其再次出现了两种精英的竞争：传统世俗主义精英与新兴伊斯兰主义精英。他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层和价值观。所谓土耳其世俗主义在今天面临冲击与威胁的问题，不能只是被视为两种价值观的对抗，背后同样有不同阶层的利益之争。教俗关系不足以解释其全部内容，甚至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遮蔽我们对复杂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认识。

不过，拿选票和治国理政是两码事。伊斯兰主义政党依靠在意识形态上攻击传统的世俗主义、在经济上施行自由主义改革、在社会上改善民生而获得了大量选票，但它相对地仍缺少治国理政的人才。伊斯兰主义政党对现代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吸引力比较小，比如对各种高级的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伊斯兰主义政党需要和现代精英阶层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图为沙龙中积极提问的同学们

提问：为何军人会一直捍卫凯末尔主义？

答：这个问题部分正确，因为军人在今天土耳其的地位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军人在土耳其不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力量。土耳其人认为，这个国家的兴衰和军人的地位是密切相关的，从突厥人时代、奥斯曼帝国，他们就有尚武的传统，成功的改革也是军人主导的。凯末尔主义的政权是军人建立的，共和国早期的精英大部分也是从新军出来的，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很高。甚至军队预算很长时间都不受议会监控。

除了军事力量外，军人还掌握了国家赋予的大量经济权利，包括经营大型企业。伊斯兰主义政党恰恰是最喜欢搞自由主义经济的，这与军方的利益冲突。

军队文化也很重要，军队相对封闭的体系中灌输的是与世俗国家一致的价值观——凯末尔主义。

此外，很长时期以来，军人干政在土耳其有法理依据，甚至这还跟凯末尔对军队的“遗嘱”扯上了关系。简言之就是，土耳其在2013年之前有涉及军方的法律中提到，土耳其军人除了抵御外敌入侵，还要谨防共和国的敌人从内部进行颠覆。AKP在几年前修改了这个法律，只强调军队抵御外敌的作用。这也表明土耳其军队已经被伊斯兰主义政党所“驯服” 。土耳其还是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候选国，因此受这两个外部框架的制约，军人干政在政治上就是不正确的。

 文浩 编辑  /  宇飞 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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